宜昌宗教面面观（29）

宜昌宗教面面观（29）

        二十九、层出不穷的宜昌教案（上）

        “宜昌教案”的详细情况和来龙去脉详见笔者写的《宜昌教案》中的《宜昌教案的真相》，当然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和文章，其中与笔者所介绍的情况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些人尽可能的将一次势必爆发的教案说成是偶尔所为；将教会无礼在前、开枪在前而引发的恶劣后果说成是刁民的借题发挥，所以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首先，全国教案相继发生，有着满清王朝对西方宗教的暧昧态度一直左右摇摆。1861年，总理衙门虽然曾与法国公使议定，不准教士过问公私事件，但同时又通令各省，要依礼接见教士，以示大清朝体面。各级地方官员同样如此，一方面畏惧洋枪洋炮的权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外国人一味纵容；一方面也在向朝廷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担心：“连年倡乱，蔓延数省，即由广西上帝会而起，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折）；

        同时，依据那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管治，拥有特权保护，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变得更加骄横自大：山东的传教士竟然自称巡抚，命令各地官吏服从教堂指示；贵州的传教士强迫督抚撤换不顺从他们的官吏。外国传教士时常进出衙署，甚至藐视官府，干预审理案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社会混混、一些不肖之徒争相入教，横行乡里，无法无天；而有些贫穷人家则因贪图小恩小惠，也相继加入洋教。而在处理民教讼案的时候，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外国教会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怨声载道”的局面。因此，一般人民仇视西方宗教的最大原因就来自于外国传教士的横行霸道以及教民“得势便猖狂”的助纣为虐。

        发生“宜昌教案”的1891年，江南的反洋教运动开始酝酿。湖南出现大量反洋教的书文、诗歌、词曲、图像、揭帖等，这些反教宣传品“遍传各省”，其中湖南乡绅周汉刊刻的朱墨套印的反洋教通俗图画，在民间广泛流传。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不得不承认：“屡次严饬南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旧本甫毁，新本旋出。”这些宣传品对广大民众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那一年的5月，因芜湖耶稣会中国修女领养两名小孩，被传为“迷拐幼孩，挖眼制药”，舆论大哗，传教士和英领事胁迫官府派兵干涉，致使群情激愤。5000余人手执小旗，拥入教堂，将教堂、育婴堂及传教士住宅焚毁，并冲击了海关洋楼和英领事公署。清兵开炮威胁，群众“仍四处聚集不散”。芜湖起事后，反洋教斗争迅速向全省及江苏、江西、浙江、湖北等地扩展。安庆、丹阳、无锡、金匮、阳湖、如皋、江阴、九江、杭州、广济、宜昌等地群众起而焚毁教堂和教士住宅，“竟有一县焚毁数处者”。

        6月，湖北广济县哥老会郭六寿率民众千余人围攻武穴镇英国遁道会福音堂，击毙英国传教士和海关铃子手，并捣毁附近黄梅、蒲圻等地教堂。

        9月，“宜昌方济各会圣母堂收买拐来的儿童，家属到教堂索还，居民齐集堂外评理。美国圣公会教士竟然向人群开枪，击伤一人，从而激起民愤。数千人冲入圣公会，烧毁教堂，接着又到圣母堂救出幼童后，焚毁该堂，并击伤修女多人。此外，河街（滨江路）天主堂、英人住宅和正在修建的英国领事署亦被毁。”“宜昌教案”的发生，导致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甚至上海租界和徐家汇一带也出现反教揭帖。美国公使田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

        还是那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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